适时引导农村的变迁

我国农民不仅在现代化进程中得到长足进步，而且在发展中维系并达到了政治稳定。面对日益多样化的农村发展状况，需要探索、寻求一种普遍的制度模式，特别是需要通过制定富有前瞻性的整体发展规划来引导农村变迁。

第一，适当调整经济发展总体战略，在保持国家工业现代化发展的同时，优先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，实施工农业均衡发展战略。有重点地发展城市经济的“城市产业倾斜”战略，可在短期内造成城市的繁荣和工业的快速发展。从最终的结果看，到农业无法支撑时，必然导致国民经济的大幅度波动、农村的进一步落后、城乡的进一步对立和社会的不稳定。应该说，国家在工业化初期，工业增长速度适当快于农业增长速度是必要的，但工业有了一定基础并有能力实行自身积累后，应实行“反哺”政策，把农民创造的价值更多地留给农村，给农业造就较深厚的发展积累；否则，会因失去农业的支撑而导致工农业发展的失衡。

第二，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，使丰富的农村劳动力变为优势资源，最大限度地解决农民隐性失业问题。当前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着新的制约因素：乡镇企业难以像80年代那样高速发展；城市工业效益不好的状况未得到根本性好转；农村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呈无序状态。农民转移就业解决得好，丰富的劳动力就转化为优势资源，否则就会成为社会经济秩序稳定的制约性因素。为此，一是适当调整农村产业结构，扩大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，通过产业化经营战略，提高农业质量，创造优于其他产业的比较优势。二是城市经济的发展也需要适当地吸收农村劳动力。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和经济结构的调整，城市第三产业将要有大的发展。第三产业很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，需要大量劳动力，因而潜力很大。特别是县城，是连接农村与城市的结合部，更有发展前途。可设想使一部分县城发展为小城市，这对于转移农村劳动力，拉动城乡经济，稳定农村有积极作用。

第三，切实有效地保护农民利益。改革以来的实践证明，我们的政策和体制什么时候符合广大农民的利益和愿望，农业就持续稳定发展，农村就稳定；什么时候违背了农民的利益和愿望，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，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就徘徊波动，甚至停滞不前，社会稳定就难以保证。所以，农村各项建设都要尊重群众意愿，量力而行，保护农村生产力，给农村积蓄厚实的发展后劲。一是通过完善土地承包关系，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，让农民获得长期并且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，促使农民珍惜土地、增加投入，培育地力，逐步提高产出率，进一步巩固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。二是以审慎、积极的态度合理解决农民利益问题，为广大农民提供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；三是理顺农产品价格体系，建立适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市场机制；四是强化政府对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服务体系。

第四，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，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体系。改革以前，农村社区存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控制系统。80年代以来，政府对农村的治理采取了新的政权形式。乡政府取代了人民公社，被纳入国家的行政序列。而取代生产大队的村民委员会则成为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。一是充分估价基层组织在整个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。要使党的基层组织能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，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，以完成本单位任务的实绩来检验基层党组织的工作，增强基层党组织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。二是完善村民自治，推行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，调动村民参与村务的积极性、创造性，将乡村群众的政治热情及时引入对国家政治的关心，进而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，保证农村的稳定、协调和发展。